老猪的新圈

    在上海，这个时间已经是傍晚。我陪一个从乌鲁木齐来参加上海电视节的同事漫游步行街，在与步行街20多米的盆汤弄里，世界杯正吸引着不少站在街边看球的球迷。8点，我们走近一个公共厕所，这时，两个持刀的歹徒从后面保住了我俩，刀逼在我左侧的颈动脉。一个和刀一样冰凉的声音在我耳边说，“别动，把手机和包给我。”我看到的是走在我前面的同事已经被胁迫坐在了地上。

    我觉得有点象做梦。刀又压紧了一些：“快点！”我感觉到这声音和抱着我的手臂都在颤抖。“你放手，我给你。”我希望他的刀能离开我的脖子。“坐下！包给我！”坐下？！让我坐在地下把包给他？！我的火一下升腾起来。在他欲弯腰拿我放在地上的包时，我猛然双手抱住他持刀的手臂想把他放翻在地下，可用力过猛，他只是从我的身后到了我的面前，我却有点站立不稳眼镜也跌出很远，显然我的举动激怒了这小子，他不再说话挥刀就冲上来，先是胸口然后是脸上瞬间被猛烈撞击，我在挣扎着夺刀，撕打之中我跌坐在路沿石上，我站起身的时候，模糊中我看见他抓起地上的包飞快的消失在弄堂深处。

    刚才围观的人这会儿围到了我身边，有人递过眼镜，我看到血已经洒满上身，8:03分我掏出手机拨通110。（很长的时间里，这个电话记录一直在我的手机里。）由于我说不上这个弄堂的名字，我把手机给了身边的一个人，这个人叫高春利。报完警，高春利要我马上去医院。

   这个时候我觉得自己特别清醒，丝毫感觉不到疼痛，问了句最近的医院在哪，还叫同事拿上我夺下来的那小子丢下的他的包，很不甘心的又看了一眼那小子逃走的弄堂那头，然后快步穿过步行街走到九江路边，坐上一辆“蓝色联盟”的出租车。

   在仁济医院的急诊手术室，我才看清，血已经浸湿了全身的衣服。医生看着我很平淡的说，躺在手术床上解开衣服。我知道自己有救了，躺下去的时候我感到极度的疲惫。医生在清理浑身的血找着伤口，钻心的痛让我从昏沉中醒来，我看见右手的无名指指肚已经快掉下来了。这是企图夺刀的后果。左手食指和中指根部被齐齐砍了一刀，这是不肯就范交包的下场。

   我感觉又来了几个医生还有警察。情况好像有点严重，医生要我签字输血，我觉得我是清醒的，更不愿因为输血再倒霉一次，我告诉他，我没昏迷就不输血。医生很不高兴，唠叨着他们是“三甲”医院血液没有问题之类，我不再理他。做完清创缝合，医生又要插导尿管又要在股动脉埋输液通道，我更是拒绝，医生有点火，嘟囔着大概是说每见过我这样的病患，听我的口音他以为我是打架，他把警察和我的同事叫了进来。同事看着血色的我吓坏了，坚决的签了字。

   我被推进病房，由于失血加上挂满了的输液瓶，我盖着一床棉被还是冷得瑟瑟发抖。警察在旁边问三问四的，我的两手疼得要死。我咬着牙在给他描绘那小子的模样和过程，才知道自己的左脸颊、右肩颈也挂了彩。失血一千多毫升，右肩颈这刀再深入0.5毫米我就该去另一个地方而不是医院了。

   我开始后怕。一整夜我都大睁着眼睛瞪着急救室天花板上惨白的灯，好像闭上眼就不会再睁开了。我更多的在想家。这儿不是我的家。我不能离开很多人。我明白今夜挺过去我就没事了。就这么一个整夜我瞪着两眼看着窗子一点点亮起来。天亮的时候，一个警长满面喜色很是得意的进来告诉我凶手落网。我也很得意，我的描绘基本准确我得到的那小子的包都帮助了警察叔叔。

   这一夜可能是我一生跟警察接触最多的时候，从警署、分局到市局的头一一来拜见我，南京路步行街上的这种事让他们比我更紧张。场面很有点象外交会见，我时不时还得给他们几个苦笑，接受他们对我的不屈的表扬和坚决抓住凶手的表态以及我对他们的表扬。

   接下来的几天我更是在接待各路朋友和同事，让我觉得进上海时间不长为人还算成功。不过，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送给我同样的劝告：别再舍财不舍命了，下次都给他啊。我在感激之余很不以为然，我不想有下次。这次也不是为财，（我背包里就没有分文！）那时候我没想到钱也没想自己的尊严，好像更多的是下意识，一切都只是一瞬间的事儿。我为自己一直自豪的是我身中的四刀都是在我的正面，而且我没有听那小子的话坐在地下。

   终于有一天，我所在的《上海侨报》的社长谢荣林先生来看我，他上下左右看了我半天，对我说，朱疆，你是个男人。他的声音略有哽咽。我几天的心情一下得到释放，泪水是自己涌出来的，很多且无声。

   这场劫难中我记住了两个人：高春利，谢荣林。

   高春利是盆汤弄一个小商店的小业主，他送我到了“仁济”，给我垫付了一千多块的手术费后悄然消失。是报社在采写我的报道时记者找到了他。他收了锦旗却不肯收钱，那是救命的钱。从此，我这个新上海人和这个上海“土著”成了生死之交的朋友。遗憾的是我一直没能找到那个送我去医院不收车费的“蓝色联盟”的司机。

   近两个月的时间，我一个人在家养伤，除了自己套上一次性手套洗澡料理自己外，我想了很多很多以前不曾想过或没想明白的问题。朋友们让我买彩票，说南京路上有数十万游客，我中彩了，还大难不死。我不想。又一次活下来对我来说才是头彩，这已经足够了。

   看着电视台和报纸的报道，看着《上海侨报》发的一个整版的《本报记者勇斗歹徒血洒南京路》的通讯和出事前两个小时我在办公室拍的照片，我觉得自己似乎有点滑稽。人生如戏吗？我象拒绝那个让我输血的医生一样拒绝了报社为我申报见义勇为奖，我只想感谢生活。感谢上海。真的。我没有怨恨，甚至检察官到我的公寓让我在起诉书上签字告诉我那小子不过是东北的一个农民，没有前科只有20岁的时候，我还问能不能别判他十三年，检察官小姐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半天冷冷的说，他是抢劫杀人。想想也是，我是差点被他杀了。

    后来我觉得，也许是我的善意让我在后来的几年间迅速成功在上海滩。我会常去看高春利，会保持着与谢社长的联系，还常想去看看那个在监狱已经五年的年轻的东北农民，我们没有仇恨，我觉得更像是场误会。他误以为我是老板，而且是软弱的老板。他们那天已身无分文，不抢一个人就只能饿肚子、睡街头了。他的确没有前科，从他逼我时自己的颤抖和很笨的逃跑方式以及警察没费多大劲就四个小时抓他们归案就看出来了。只是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要查出来也手续繁杂，只好作罢，只希望出来已是中年的这小子能找个有道的挣钱方式。

   上海是个与我有缘的地方，五岁的时候，（我和父母都已经记不得那个具体的日子了）因为急病上海儿童医院就救活了昏迷几天几夜的我。在我28岁的时候，上海又奖励给我一个上海太太。这次在上海的再次新生，让我此生不再离开上海。

   从来没有写过自己的这段传奇，今年又是世界杯，又让我清晰的回忆起2002年6月13号晚的那一幕。到今天我也没觉得自己英勇，到今天我也不想再有这样的经历，只是认为人的有些本能是血液里的，无法改变，诸如不肯就范之类。

   今天我给同事写下了生日的祝福，在心里我也给了自己一个祝福。